年初秋的上海。9月30日，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名叫“小煐”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张爱玲的祖父母、父母
年，晚清重臣李鸿章的第二个女儿，嫁给张佩纶。此时的张佩纶已年过四旬，且系三婚，而李菊耦时年二十二，但李鸿章爱才心切，促成此事。
李菊耦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名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其女名张茂渊，即张爱玲笔下文字中常提到的“姑姑”。
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佩伦与李菊耦张爱玲的父亲在19岁上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冀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军门千金，是当时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的结合。但黄逸梵虽出生于清朝军官家中，但家庭环境却还开明，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人又聪慧，清秀又漂亮，洋溢着一股新时代女子蓬勃的朝气，与张廷重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显得格格不入。
张廷重就托堂兄张志潭（年5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为自己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职位，做英文秘书。就这样，在张爱玲2岁的时候，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了天津。
黄逸梵是被迫与张廷重结的婚。不关心家中的事，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好在她的小姑子与她一样，看不惯哥哥败家子脾气，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同姐妹，暂时稳住这个名存实亡的“家”。
很快，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因父母间的矛盾而被打破了。张爱玲的父亲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整日泡赌城，逛戏院，抽大烟，还背着妻子在外面养姨太太，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子。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右二），姑姑张茂渊（右一）等在花园里母亲远走英国，姑姑陪同而去。
在家中的父亲把姨太太接回家，一起生活了一段时光。终又因为姨太太脾气暴躁，父亲撵走姨太太，给母亲写信请求母亲回来。
母亲回来后，把抽大烟的父亲送去治病。一家人过了一段宁静的日子。
幸福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恢复健康的父亲没过多久就又开始犯老毛病——抽起了鸦片，并且开始用另一种手段对付作风强硬的妻子。他不出生活费，所有花费都由妻子来付，以为这样终有一日会让这个桀骜的女人因为没钱而无法再次出走。
父亲的这一行径给张爱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的小说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想骗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的哥哥花光了妹妹的钱，《多少恨》中的父亲千方百计骗女儿的钱，《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骗尽妻子的私房钱。
母亲早就看透了这些把戏，因而两人没过几天就会大吵一架。躲在阳台上的小爱玲和弟弟都不作声，静静地蹬着三个轮的小脚踏车。父母间的争吵与战争，使他们无暇顾及孩子的生活。
当时张爱玲的父亲并不想离婚，然而她的母亲则态度坚决，坚持要离。当初为了让妻子回国，张爱玲的父亲曾答应她两个条件，一条是赶走姨太太，另一条是“戒除鸦片”。但后者没有做到。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她的父亲绕室徘徊，长叹一声之后，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他这个样子，就问女方是否要改变心意，然而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了句“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她父亲听了这话，才立刻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十多年后，张爱玲也因为男人那无可救药的本性，快刀斩乱麻，结果了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把爱与不爱的问题交给了那个徘徊挣扎的男人
二、父亲再婚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曾出任法国大臣，后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孙中山在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由于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因为她所起到的作用，张爱玲日后的这段生活开始嵌进更深而终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下，曾经的那段橙红色的童年时代、充满优裕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同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后母穿剩的衣服，张爱玲才能拣着穿。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年幼的弟弟则终日处于后母的魔爪之下，他的性格又比较柔弱，受到的待遇也就更差。某次放假，张爱玲回到家中，见到弟弟时吓了一跳：原来那个“秀美可爱”的弟弟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又高又瘦的萎缩的少年，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只对许多庸艳的连环画感兴趣。那时候的张爱玲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在她看来，弟弟的阅读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
弟弟的荒废学业、游手好闲，以让张爱玲伤心不已，然而更让她无法容忍的，则是弟弟在这个阴气沉沉的家中所发生的性格变异与心理畸化：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爱玲的父亲竟动起手来，重重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她惊呆了，“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然而她的后母竟笑了起来：“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丢下了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正当她恨恨地发下毒誓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一只皮球撞在了临着阳台的浴室玻璃窗上——她的弟弟已在阳台上踢球了。“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对弟弟彻底失望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三、和父亲关系恶化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当“后母一路锐叫着”向楼上的父亲奔去，深知父亲脾气的张爱玲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围的环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为无声的场景：“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终于，她的父亲趿着拖鞋，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声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为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时的张爱玲，脑中一直闪现着母亲一句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她并没有想抵抗。暴怒的父亲上楼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张爱玲爬起来，独自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审视着自己身上的伤。她本想跑出去报警，可却被看大门的巡警拦住，并被告知门是锁着的，钥匙在父亲那儿。
“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父亲知道了女儿的意图，脾气比刚才更坏了。一等到她回到家里，就把一只大花瓶向女儿的头上砸去。这是怎样惊心的场面啊！然而张爱玲在记述这一段时却只写道：“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她在黑暗中伤心地抽泣。从小就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世界之于她，完全是个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爱是一种奢侈品，在她眼中，现实原来就是如此，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
因为替张爱玲担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日，张爱玲的姑姑就来替她说情。后母一见到她就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还没等她姑姑开口，她父亲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过去，这下“情”没说上，医院。临走前，她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然而这终究是家中的丑事，并没有闹到巡捕房去。
姑姑走后，张爱玲一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张爱玲知道，父亲决不至于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此刻，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中，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嘱道：“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而实际上那些脱逃的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脑子。
还没等实施真正的脱逃计划，她却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还差一点死掉。然而父亲既没有为女儿请医生，也没给她抓药。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终于，她从何干那里打听到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于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等到夜路上没有人，她就真的挨着墙一步一步地逃。
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在她看来，父亲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如此待她，父女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在张爱玲痢疾越来越严重且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照顾她的何干趁她后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讲给她父亲听，并一再声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负任何责任。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注意到女儿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为女儿注射了几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后妻做的。之后，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张爱玲才得以恢复健康。
四、投奔母亲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被她后母拿出去给人了，只当她死了。因为她的出走，父亲迁怒于何干，认为她也是女儿的同谋，就把她大骂了一顿。没几天，这位一直最关心张爱玲的老人收拾东西，离开张家回皖北老家去了。当时张爱玲已经投奔到母亲那边。何干临走之前，还偷偷收了一些纪念物给小主人送过去，主要是一些张爱玲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多年之后，她一直记得“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曾经和弟弟一起在院子里追大白鹅的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张爱玲趁着夜色摸出父亲家大门的时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之际。她自我封闭的内心充满了敏感和警惕。
”那年我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她听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我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件事，使张爱玲感觉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母亲是封建家族里走出来的新潮女子，所选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这让幼时的张爱玲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渴慕，母亲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既有着书香之家的文笔风流，也脱不掉封建遗少的种种恶习，对家庭从未自觉出一种责任感，这让张爱玲既爱又恨。
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生都无法逃离的宿命：抒发于文字间的浓郁的苍凉之色；于母亲处得来的对于感情的自恃，特别是对亲情的淡漠，从而也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种饥渴，希冀创造一种丰润的感情生命。
从父亲家逃出来后，张爱玲终于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了一起。母亲毕竟是母亲，有了真正疼爱自己的亲人的依靠，张爱玲顿时产生一种归依感及家的温暖。但在她迈出父亲家门之前，母亲曾私下传话给张爱玲：“你仔细想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从前，张爱玲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无论是学费、医药费、娱乐费，还是零花钱都用不着操心，家里会为她准备齐全。在她16岁之前，张爱玲从来没有单独到商店里买过东西。现在，离开了父亲家，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家里的一切财产。此时，张爱玲成为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孩子。
但张爱玲是一个很爱钱的人，当然，她也直言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怎么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张爱玲之所以将自己生平赚到的第一笔钱——五元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唇膏。足可以证明，她在对钱的使用上真的没有成为像她母亲那样的人，她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要苦了自己。但不幸的是，当张爱玲投奔到她母亲家里时，母亲手上的首饰、古董已经所剩无几了。对于这对准备相依为命的母女来说，钱成了她们之间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张爱玲的加入使母亲处于左右为难之中，母亲不仅要供她读书，同时还怀疑女儿是否值得自己这般孤注一掷的培养。由于母女在张爱玲年幼时去了欧洲，一去就是八九，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一种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这样的两个在不同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相处一室，其差异便可想而知。所以母亲时常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身边这个不知有多大学问的女儿。而张爱玲也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这种怪异的眼神——母亲认为女儿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五、大学学习
张爱玲生性孤僻，很难与人相处。她不太喜欢与其它同学一起去游山玩水，当然偶尔会去一下。她始终都将自己的喜好放在第一位，很少在意别人的看法。她习惯于洞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人生世相，但几乎没有与人交流的渴望。
在港大的三年里，张爱玲虽然充分感受到了其它同学身上的那些莫名趣味，但是真正能与她趣味相投、朝夕相处的，能够共同感受生活精微处的美妙的，能一起仅仅为了一杯冰淇淋、一块小布头、一个黑黑的小老头而欢喜不已的，似乎只有她的同学炎樱了。
如果没有炎樱，张爱玲的整个香港的生活必然顿失生机，而且她还会失去许多感受生命飞扬的机会。这个阿拉伯后裔女孩倒是很风趣、活泼快活的，全身都迸发着喜悦的细胞。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就有《炎樱语录》几则。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在上学时的快意与默契。
炎樱很淘气，但做事干脆利落，生活起居也与常人不一致，但这偏偏是张爱玲欣赏她的地方，即欣赏她的聪慧与绝妙；至于炎樱，她也十分欣赏身边这位个子高挑的中国女孩，惊奇于张爱玲心里竟藏有如此多的、细微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而又在历史与文学方面出奇的优秀。
年12月，日本向香港发起了进攻，日本被占领了。埋头苦读的张爱玲的寒窗生活也被中断了。对于战争，张爱玲感受得极为深切。她很早就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在上海，张爱玲在苏州河旁的炮声中逃脱了父亲的牢笼；紧接着，战争阻挡了她前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现在，就在她即将毕业且可以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时候，战争再一次阻止了她
年夏天，张爱玲和好朋友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她还不知道，经过风雨洗礼将要出现最绚丽的彩虹了。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因为战事而不得不辍学回来。原本她还想既然自己的成绩这么好，等港大毕业后便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深造，但现在唯一可补救的就是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还是有很长远的眼光的，她对弟弟说：“总得有一张毕业文凭吧。”
张爱玲唯一可依靠的姑姑也没有多少钱了，无法提供学费，但她提议，转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当由张爱玲的父亲支付。因为当初她的父母在协议离婚时，其父亲曾承诺要负担张爱玲以后的教育费用，但张爱玲在港大的三年里，他一分钱都没出，所有费用都是她母亲负担的，现在只剩半年的学杂费了，理当由他出。
张爱玲的弟弟倒是赞成姑姑的意见。弟弟私下里曾向父亲提到过张爱玲回上海后的生活情况及学费问题。父亲听后，些许沉默，说道：“叫她过来。”显然，父亲对她4年前离家出走仍耿耿于怀，就像她对父亲和后母未能释怀一样。几年里，双方都没有寻找一个相互谅解的机会。
几天后，张爱玲便回到了4年前的家。不过，此时的父亲家已从原来那栋豪华的大别墅般到了一座小洋房。后母提前得到了消息，躲了起来。
隔了4年，张爱玲与父亲在客厅里第一次见面了，两人都甚觉陌生。张爱玲的神色更是冷淡，几乎没有什么笑意。她看到父亲渐露的衰敝象，正体现了清王朝倾覆后，名门世家所普遍经历的境况。对此，张爱玲耳闻目睹之甚多，在她的小说《怨女》中就有这方面的描绘。父女俩对于4年前的事情只字未提，似乎都没有作好谅解对方的准备。张爱玲只是简略地将她要在圣约翰大学续读的计划及学费情况和父亲说了说。那一天，父亲是难得的宽容，不仅没有计较张爱玲的冷漠、无礼，而且还让她先去报名考试，并说：“学费我会叫你弟弟给你送去的。”
已经长得亭亭玉立、孤傲不群的张爱玲在家里连十分钟都没坐上便离开了。只要把话说清楚了，还有什么意义在那里多待呢。张爱玲没有意识到，这次是她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她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但是父亲常常通过杂志、报纸、电影了解她的情况。不久，张爱玲就红遍了上海滩。她在文中多次提到父亲，在她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抽鸦片、粗暴、迂腐、无用、没落的形象。真不知道她的父亲在看过那些文章后有何感受。
有了父亲提供的学费，张爱玲便于同年秋天转学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她和弟弟成了校友。
六、写文谋生
自从母亲在年去了新加坡，已经几年不知音讯了。张爱玲向父亲要了学费，就不愿再去向他讨生活费。
张爱玲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当初离开家，就是她主动放弃了家里的财产，而当她决定到港大继续念书而不做一个穿着华丽、锦衣玉食的少奶奶时，她就决意放弃依靠男人而生活的想法。但像张爱玲这样的家庭，多数女孩子的前程、命运都会是嫁个有钱人，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可那时的张爱玲似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将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就像她的姑姑、母亲那样。
于是，仅上了两个月学的张爱玲辍学了。随后，她的弟弟因为身体的原因也辍学了，俩人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她弟弟建议她找份教书的工作或者做编辑时，张爱玲立即否决了这两个建议。因为此时张爱玲的性格越来越内向，“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张爱玲说。
弟弟又提议让她到报馆找个编辑工作，编辑只管坐在房间里编稿子，也不会经常出门交际。可她说：“我还是替报馆写稿好了。这阵子我写了些稿子，也赚了点稿费。”
年，乱世才女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发表出来了。《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花凋》、《心经》、《金锁记》等，张爱玲就像一枚定时炸弹，瞬间在上海文坛的天空中炸响了！
她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是全新的，无论题材、观念、人物塑造，还是章法结构，遣词造句都别具特点。这是得熟悉抗战文艺的爱国志士和熟悉闲适文学的普通读者都刮目先看、争相传阅。
柯灵在回忆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很快登上了灿烂的文坛高峰，同时又红遍了整个上海。”
对于此时年仅23岁的张爱玲来说，她几乎是一夜成名。瞬间跻身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文人的行列，成为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她的横空出世，不单单是她家人始料未及的，即使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简直就是奇迹。当然，张爱玲想过出名，希望依靠写作谋生，并且通过写作成就梦想。
在张爱玲此时创作的作品中，表现了广阔的历史感，男女主人公的私情往往缩成了战争中人的一段故事。同时，作品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讽刺反衬出张爱玲软弱的同情。
张爱玲这种奇迹般的崛起也存在其他的客观原因。最主要的是在“孤岛”沉没后，茅盾、沈从文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陆续离开，上海文坛顿时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为新作家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柯灵对此解释道：“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在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白流苏之流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知情之言了。
若用张爱玲作品中的一句话对此评价的话，那就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一句话：“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对此，张爱玲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她的散文集《流言》里所附带的一张作者照片上有一句题词：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年，既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又是新文学史上的“传奇”时代。可以说，这一年是上海的“张爱玲年”，也是她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短暂而明亮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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