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春寒料峭的早晨，傅雷的书房。
保姆将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轻轻放到客人的面前。
来者是周煦良，傅雷的同事兼朋友。他们都是《文汇报》的社外编委，在解放前一同合编过《新语》半月刊。时下傅雷已经被多次批斗，但周煦良还是不顾时局，常常来拜访他。
早春的清晨，空气还是冷冰冰的，窗台上朱梅馥种下的那盆月季却已经开始抽芽了。周煦良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看着窗台上的那抹绿意，内心复杂又矛盾。他昨晚得到了一个坏消息，而这对于正走向衰退的傅雷一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你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话也没有几句，是出什么事了吗？”傅雷从桌上堆成小山的书本中抬起头问道，他一眼就看出了周煦良内心的焦虑。
“有件事......”周煦良艰难开口道，他站起来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最后看向傅雷担忧的眼光，缓缓地说：“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了。”
空气更冰冷了。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相视无言的两个人身上。
傅雷站在那里，像一尊木雕，一动不动。这消息如同五雷轰顶，让他陷入无尽痛苦，久久说不出话来。
图傅雷
一
年初，傅聪的飞机刚刚抵达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包围了他。他竖高衣领，一路沉默，钻进轿车，飞驰而去，甩掉了尾随的记者。
“我当时是被逼上梁山的。”傅聪在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失落地感概道。
作为傅雷的第一子，傅聪从小就被倾注了无尽心血。年3月10日，傅聪降生在上海的巴黎新村。他是个幸运儿，一出生就拥有良好的家庭环境。
傅雷是译界巨匠，与他来往的都是教授、文学家、艺术家。傅聪小时候，家里常常有人拜访爸爸，处处都是“谈笑有鸿儒”。他们谈艺术，谈文学，谈人生哲理，使傅聪这个小“旁听生”受益匪浅。
傅雷夫妇闲暇时爱听唱片，家里有一个老唱机，没事时总会传来悠悠乐声。傅聪还记得，那是一架“老掉牙”的美国百代牌唱机，要用手柄摇上一阵才能转动。
只要老唱机一播放音乐，傅聪就凝神听着。那时他才三四岁，站在凳子上只有书桌一样高，可他就是爱听古典音乐。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也无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只要音乐声一响起，他都安安静静听着，时间再长也不会瞌睡吵闹。
傅雷欣喜地发现了儿子的音乐潜质，他在《傅聪的成长》一书中这样写道：“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在艺术园地里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图傅聪半周岁与母亲合影
傅聪7岁时，傅雷就让他学钢琴。钢琴老师请的是雷垣，傅雷的至交。那时傅雷家还没有钢琴，每个周末，都是保姆领着小傅聪到绍兴路雷垣家上课。雷伯伯拍了拍傅聪的脑袋说他很有天赋，长了对“音乐耳朵”。
日复一日地刻苦练琴，傅聪的琴技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为了给傅聪更好的练琴环境，傅雷甚至让他从小学退学，自己编撰课本，亲自授课。课本上的文章都是傅雷从《战国策》、《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著作里精挑细选，一笔一划地抄写下来的。
父亲的这番心血，让傅聪在练琴上更加不敢怠慢，越来越出神入化了。
图傅聪3岁与父亲傅雷（年春）
二
让傅聪真正崭露头角的，是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国际艺术比赛”。在这场竞争激烈的比赛中，初出茅庐的傅聪一举拿下钢琴独奏三等奖，获得了一枚铜牌。
这次罗马尼亚之行，是傅聪在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胡耀邦的带领下，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8月16日当天，新华社便发布了电讯，向全国报道了傅聪获奖的消息。然而，19岁的傅聪对此并不满意，他心里想着：我应当拿金牌，为新中国争气！
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在年于波兰举行的“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中，傅聪荣获比赛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
那天波兰飘着小雪，人们排着队在寒风中伫立数小时。当傅聪深情地弹奏完肖邦的乐曲时，整个观众席沸腾了，到处都是雷鸣般的鼓掌声和喝彩声......
“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怎么能那样深刻地抓住肖邦的灵魂？”“傅聪是最有波兰性格的！”波兰的群众热议不断，他们激动又疯狂地像潮水般涌过来，拥抱着傅聪。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水，甚至问他：
“为什么你不是个波兰人？”
对于这样的赞誉与拥戴，傅聪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是如此回应道：“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必须先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但我终究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
傅聪常说自己是新中国的儿子，这两场国际性的比赛都是国家送他出去的。他深知自己在羽翼渐丰时，正好遇到了全国解放，政府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实在是莫大的幸运。
图青年傅聪
三
20世纪50年代，是傅聪的黄金时代，然而本该在艺术园地继续大放异彩的他，却宿命般地陷入了历史的泥潭。
年“整风”运动，是傅聪人生的转折点。那时他在波兰学习深造，因为国际比赛得过奖，已经小有名气，常常有人请他出去演出。傅聪有收入，他自己单独住，进出坐出租车，为此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没过多久，傅聪被召回北京，他和父亲傅雷几乎同时挨批。傅聪写了个检查后，就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而傅雷却是每况愈下，每一次开会都有更多的批判和抵制的声音。
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了。那时国内对傅雷的批判越来越严重，他不能回去——“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
再加上傅聪被召回北京时，曾经和朋友谈到苏联问题，思维很活跃。然而谈话内容被人反映给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部长一听，黑着脸把傅聪找来教训了一顿，并且说如果再这样，就要把你调回乡下劳动去！
傅聪的手是钢琴家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会大大影响他的琴技。双重的焦虑折磨着他，让他不敢回国。此时的波兰也待不下去了，终于他在痛苦中做出了那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出走英国。
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正好遇上伦敦的雾。那团灰色的雾气不仅罩在天空上，也蔓延到了傅聪的心里。他是一个出走者，但不是一个叛国者，可尽管如此，傅聪心里还是十分内疚。他看着窗外在雾中若隐若现的云朵，默默地流下泪来。
傅聪出走英国的消息一传来，对当时身在困境的傅雷的打击可想而知。以往他是最讲究效率的，从早起到吃饭，没有一件事不是用最快的速度赶着做。可此事一出，傅雷不思茶饭，倒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了。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曾经频繁来往于波兰与中国的家书，也因傅聪出走伦敦而无法寄出。以前借笔畅谈的父子俩，彼时已是“一春鱼雁无消息”了。在异国他乡，傅聪常常梦见父母，他多么希望能收到祖国的来信啊。
图风潮来临，傅雷夫妇开始显得苍老
四
傅聪的舅舅朱人秀在解放前是地下党员，在傅家最难熬的岁月里，中共党组织通过朱人秀做傅雷夫妇的思想工作。朱人秀了解到傅雷非常希望与傅聪通信，可自己是批判对象，儿子也身蒙“逃兵”恶名，所以不敢贸然寄信。
朱人秀非常同情傅雷夫妇，一回来就向上海市有关领导请示，不久后就被批准可以通信。与此同时，夏衍也为傅雷捎来了周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打开，只要愿意回来，随时欢迎。”
那一刻，傅雷的心好似枯木逢春，千言万语都哽咽在喉，他拭干了泪，无比激动地给傅聪写下中断了十个月的家书：“孩子，你既没有忘了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永远是向你开着的......”
读到信的傅聪眼眶湿润了，长期以来对家人和祖国的思念与担忧之心，终于得到了慰藉。他觉得自己就像乐曲里远离故土、背井离乡的肖邦，虽然独在异地，但心中那团深爱祖国的火焰永远在熊熊燃烧着。
在精神上，父亲的信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与鼓励。然而在外面，独居异地的生活并不好过。自从傅聪到了伦敦后，记者们跟着蜂拥而来，无孔不入。他每天都深受其扰，只好闭门不见，深居简出。
那时的傅聪在经济上也很拮据。他每天靠弹琴为生，收入微薄，有时还受到经纪人的重利盘剥。可即便如此，当一个外国记者想要在某报刊的人物专栏报道他，并且付给他一大笔钱时，傅聪却一口回绝了。
不为利动，不为威劫，是他从小受到的古训。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如果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不仅对不起家人，更对不起祖国。他始终记得父亲在信中的教导：“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图年傅雷夫妇与傅聪在杭州
五
成群结队的记者依旧不断纠缠他，他们把傅聪称作“中国的叛逆”，不断地打击着他的自尊心。在年接待外国记者时，傅聪终于忍无可忍，公开申明了自己的三原则：
一、不入英国籍；
二、不去台湾；
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但是在年，傅聪一直恪守的第一个原则，还是坚持失败了。他是个钢琴家，只身在外地，一年到头都要“跑码头”，去诸多国家演出，不加入英国籍，在签证护照上有诸多不便。万不得已，他还是加入了英籍。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一出，再次使傅雷陷入无尽痛苦中。那段时间，不论是工作还是休息，傅雷总觉得精神上罩着一层阴影，心里压着一块石头，放不下也丢不开。
“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短时间内是不能平复的...”傅雷皱着眉头难过地在信上写着，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傅聪的艰辛与不易，于是又提笔道：“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都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
傅聪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年5月，傅聪思乡情切。他路过香港时，赶紧给家里打长途电话。那天是朱梅馥接的电话，傅聪只喊了一声“妈妈”，喉咙便哽咽住，泪水夺眶而出。
图傅聪与母亲在南京（年10月）
多年来，傅聪多次以各种不同的途径向祖国表达他的回归之意，可惜历史的误会尚未消除，回来的愿望总不能实现。终于在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以昭雪。在父母追悼会举行的那天，傅聪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拿着《傅雷家书》要他签名，中央音乐学院也把他聘请为钢琴系兼职教授，傅聪激动万分，他知道自己一直心系祖国，祖国也一直等待着他。
后来，每当赴宴时，有服务生在他的餐桌上放了“英籍钢琴家傅聪”的牌子，他就立刻把“英籍”两个字涂掉，严肃地说：“我不是外宾，我是中国人！”
文
周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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